文：丁剑
总统的丈母娘
虽说在印尼开私人钱庄和银行是光明正大，完全合法的，但如果没有一定的官方权威背景也是此路不通。尤其苏哈多时代，“裙带风”盛行，所有的华商都知道，要想获得投资利益，必须在军警宪特中寻求有势力的合伙人，最理想的合伙人当然是总统家族的成员，最低限度也是能与政府机构直接对话的原住民朋友。
比如白德明先生合作的三宝垄那家银行，过去的老板陈老先生就聘请了一位“特别董事”。他是谁？说出来吓人一跳：乃印尼当朝国丈——苏哈多总统的岳父大人。
三宝垄是中爪哇的省会，而苏哈多和他的太太哈蒂娜（也被称为婷夫人）都是中爪哇人，婷夫人出身于梭罗王室贵族，其父母都住在梭罗，他的父亲过去是一位地方长官。不晓得那位小陈老板的父亲通过什么关系，与总统老丈人有了交情，在其银行董事成员中就有了这样一位皇亲国戚。
中年时代的苏哈托和婷夫人弹琴唱歌。各国元首中，苏哈托夫妇堪称模范夫妻，在其长期执政过程中，一生果断刚强、嗜权爱财不喜女色的总统大人，好像被婷夫人下了“降头”（印尼的一种法术）一般，几乎差不多对太太言听计从。那个年代婷夫人在印尼的影响力可谓不容小觑。
1994年1月12日，印尼爪哇西部，印尼总统苏哈托在家庭牧场射击。
然而不巧的是，当白德明收购这家银行之时，总统的岳父大人已经去世了。不过，以白德明的人情练达和为世事洞明，自然不会让银行的这一层背景就此消失。总统的老丈人不在了，还有丈母娘健在，他立即拍板，再次礼聘了总统的老岳母为大松银行的“特别董事”，延续并巩固了这个极其重要的上层关系。
在此之后，白德明时常去梭罗拜见总统岳母，他用爪哇方言与这位和蔼的老人拉家常，也乐意倾听老夫人讲述其家族，尤其是已故丈夫的陈年旧事。
一来二去，总统岳母对白德明这位高大忠厚的华人老板颇为信任。这期间，他在老夫人家里见到过苏哈多总统。有老国太在女婿面前吹风美言，白德明从此成为总统府的座上客（本文封面图片说明：1970年代，白德明带着长公子瑞祥去苏哈多总统家做客，气氛轻松，宾主表情都很愉快），并且陆续结识了总统的孩子和有关亲信。
白德明回忆说：“苏哈多与太太感情很好，也很孝敬他的岳母。有一次我看到苏哈多到梭罗看望老夫人，是按照爪哇古老的风俗仪式，非常礼貌地跪在地上的拜见老人家的。我后来也按照这个方式拜见她，还拍了一张相片。”
白德明按照中爪哇梭罗当地风俗，跪拜苏哈多总统的岳母。
所谓官商结合，裙带关系，就像我们如今在神州华夏看到官僚权贵资本主义大行其道一样，一直是印尼那个时代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大大小小的华侨资本家要在别人的国家生存（当时印尼政府尚未开放侨民入籍政策，大批华人仍是中国国籍或者是无国籍者，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经苏哈多批准，绝大多数华侨顺利加入印尼籍，成为印尼公民，才从法律及心理层面视印尼为祖国，而将中国称为祖籍国。笔者注），就必须主动适应当地的生存法则。
一般说来，人是很难改变社会大环境的，你无法超越时代，只能学会顺应潮流，正如那句古话所言：识时务者为俊杰。社会的任何一个阶层，都有其特定的生存法则，而白德明等印尼工商界经济人物，只不过遵循了那个圈子当时盛行的潜规则而已。从某种角度上说，他们之所以成为工商企业界一代豪杰，皆因识时务、顺潮流，把握住了那个时代。
拥有良好的官方关系，总能在国家的巨大变局中获得先机。图为白德明与林紹良（左）和印尼政府部长在一起看演出。当时系印尼首富的林绍良先生，几乎是那个时代所有红顶商人的一个缩影和传奇。
“我把大松银行做的那样大了，可惜啊……”
有人说，银行家就是善于把孕育中的商业眼光变成商业现实的人。也有人说，银行家不是一个银行的管理者，而是一个银行的创建者和开拓者。
从这个定义上讲，本书主人公白德明先生称得上是一位出色的、无师自通的银行家。
在他的经营下，大松银行越做越大，从一家不起眼的国内市场银行，升格为外汇银行，发展成为集储蓄贷款、外汇结算、投资信托、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等多项业务的综合性金融机构。其鼎盛时期，在印尼150多家私营银行中，大松银行的资产额和知名度均可排列于前十名以内。
1985年，白德明在雅加达科塔老城中心区的阿森街建了一座7层大楼，他将大松银行总部搬迁到里，大松银行的右边毗邻林绍良先生的BCA银行，对面就是印尼最大的国有银行曼迪利银行。在那个年代，这里俨然成为千岛之国万商瞩目的印尼“华尔街”。
上世纪九十年代，大批韩国和台湾的企业开始投资印尼，纷纷在千岛各地开办了许多工厂。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银行亦随之南来开办分支机构，为他们在印尼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那时候外国银行来印尼落地开张，人地两生诸多不便，找一家信誉好、客户资源丰富、上层关系良好的本地银行合作经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白德明的大松银行当时已经有了很强的实力，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都设有分行。他本人正值壮年，长袖善舞，为人忠厚诚信而精于运作，在金融界口碑甚佳，背后又有林绍良、黄奕聪、彭云鹏等超级工商巨头支持，自然成为上述外资银行选择的合作伙伴。
1994年韩国第二大银行——韩一银行进军印尼，与白德明合资创立了韩一大松银行。1995年，台湾中华开发信托公司总裁刘泰英率团到访雅加达，经人介绍与白德明相识，随后双方开展了一系列的合作项目。
紧接着，台湾的许远东、辜濂松等一批横跨政商两界的企业大佬也多次前往印尼考察，并先后与白德明结为合作伙伴，彼此英雄相惜，一拍即合。台湾著名的中信集团首先投石问路，与白德明的集团合伙成立了经营财务信托业务的租赁公司。在印尼生意做起来了，彼此交情日深，双方又各占股份，在雅加达成立了中信大松合资银行。
有学者在《论印尼经济结构改革》一文中，对印尼主要私营银行在1999年重组之前的经营形态做过详细统计，并以下列形式做了一个排名榜：
民间银行银行名称总资产
（1997年，按资产额排位）（亿美元）
泛印度尼西亚银行 17
使者银行 15
宙银行 12
比拉银行 11
印尼宇宙银行 7
大松银行 7
乌达玛银行 5
迪亚拉银行 5
巴潘·色加特拉银行 4
应该说，白德明由金融业开始的对外合作，使大松集团迈出了国际化的重要一步。而银行只是其多元化产业的一部分，他的集团经营范围此时已包括制造业、房地产、酒店、矿业、仓储、国际贸易等多个领域，他本人作为银行家和企业家也因此声誉鹊起。
银行林立的苏迪曼大街一景。左边第二座大楼系大松集团总部。
至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前，印尼经济的高速增长达到顶峰，白德明等一批华商大亨的产业也都在那几年跃入黄金鼎盛时期。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白德明没有想到，上述银行有关骄人业绩的报告，才出笼不到一年时间，就被亚洲金融风暴刮的七零八落。老人幽幽地对笔者说：“我的大松银行已经做那么大了，也照样倒掉，可惜啊……”
在金融风暴中触礁
1998年5月21日，印尼各大传媒都把目光聚焦在雅加达独立宫。
上午9时许，一个头戴穆斯林小黑帽、身穿短袖深蓝色小翻领上衣的老人，在几名将军和一群政要的陪同下，走到一排照相机和电视摄像机前。这个一直以招牌式微笑面对公众的老人，此时表情凝重，没有了一丝笑容。他对着麦克风，用缓慢而颤抖声音地说：“我决定在5月21日宣读这封辞职信时，立即辞去印尼共和国总统的职位，并请求人民原谅我可能犯下的过错……”
这个老人就是印尼最有权威的军政强人、第二任总统苏哈多。此人在印尼铁腕统治了32年，始终大权在握，说一不二，没有人想到他会自动下台。迫使他辞职的，是那场由金融风暴引发的社会动乱。
苏哈托宣读辞职声明，一代强人被迫下台。
1997年7月，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堪称和平年代发动的一场“战争”，没有硝烟，不费一枪一弹，竟然可以使一个国家的财富顷刻消融，政权也随之跨台。
危机最初是在泰国引起的。
1997年,泰国经济疲弱、出口下降、汇率偏高并维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给国际投机资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捕猎机会。由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主导的量子基金乘势进军泰国，开始大量卖空泰铢，以迫使泰国放弃维持已久的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泰国政府虽然不惜血本进行对抗，但徒劳无益。金融大鳄们攻势凌厉，把泰国经济搅得一潭浑水、阴云翻滚。当年7月2日，泰铢兑美元的汇率一路狂跌18%，外汇与金融市场一片混乱，金融危机正式爆发。
好像瘟疫来临，这场危机很快便传染到东南亚各国。在泰铢急剧贬值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等货币，相继成为国际炒家们的攻击对象。印尼虽是受到“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却最为惨重。
金融风暴来临，每天看着股市、汇市断崖式下跌崩溃的雅加达华人市民，惊慌绝望，欲哭无泪。
1998年初，印尼开始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货币大幅度贬值，印尼盾兑美元的比价一下子狂贬7倍，物价飞涨，食品供应困难，加之旱灾粮食减产，愤怒的人民涌上街头，突破口则是大学生们。
从 2月下旬起，几乎每天都有学生举行集会和示威，从雅加达、万隆、泗水和日惹等大城市蔓延到全国许多中小城市，各银行门口挤满了抢提存款的储户，一些大城市的主要马路，甚至被连绵不绝的提款人堵塞了交通。
局势急剧动荡，一系列骚乱事件不断发生。尤其在5月12日的抗议活动中，帝利沙地大学(Trisakti Universitas)有6名学生被警察枪杀，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5月13至15日，雅加达等地更发生了针对华人的血腥暴乱，数百人死亡，3000多座建筑、1000多辆机动车被毁，甚至连华人首富、苏哈多的密友林绍良先生的住所也未能幸免。
他的府邸被暴徒放火焚烧，家里的5辆汽车被烧毁。他的大幅彩色画像被暴徒拿去泄愤。林绍良本人当时在美国治疗眼疾，因此躲过了这场劫难。
空前严重的骚乱，将印尼所有的政治力量聚集起来，过去一直忠于苏哈多的国会议长、人协议长，以及军队将领们此时唱起了反调，一致认为苏哈多必须下台。
在此情形下，苏哈多不得不交出总统权柄，于是发生本文开头的那一幕。有人这样评论过他的总统生涯：“30年统治，3个月抗议，3天垮台。”
那场延烧将近两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对印尼的影响之大，成为很多人挥之不散的恶梦。不仅把一国之主苏哈多吹落马下，更使几乎所有的大企业和金融机构陷入困境。
本文主人公白德明的大松集团及所属银行，也仿佛一艘迷航的大船，在这场风暴中触礁搁浅，险象环生，几乎遭遇灭顶之灾。
其实在苏哈多下台之前，印尼许多华商企业与金融机构已经危机四起了。
大陆学者余雅卿在《初探20世纪印尼华资银行变迁》一文中，做过以下论述：
1997年首先在泰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席卷东南亚,印尼华资银行实力大大削弱受到重创。到1998年，金融业与制造业下滑严重, 80年代兴起的一些许多华资银行大量关闭，规模较大的华资银行的股权被迫大量转让或被收归国有。在印尼二十大华资银行中，林德祥的印尼民族商业银行、陈子兴的恒荣银行还有白德明的大松银行，以及比拉银行、现代银行、达尔玛拉银行、耶雅银行七家清盘倒闭。
1998年1月，政府组建“全国银行健全局”(Badan Penyehatan Perbankan Nasional 简称BPPN),开始对银行业进行大规模的重组整改。甚至最有名的林绍良创办的中亚银行，也在重组中失去了家族的控制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1970年代末的20年里，随着印尼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金融资本市场日趋活跃。导致银行业发展过快、管理分散，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比如：很多银行以各种手段吸纳大量民间资金，而一些私人银行则把大笔资金转入非生产性工程，特别是把大量资金投入到银行股东拥有的企业或经营不善的房地产业，坏帐呆帐越来越多，危机一旦暴发，马上资不抵债。
白德明的大松集团也是如此：
“有一个大客户，一次就从我的银行借了1亿5千万美金。危机来了，他的公司倒掉，当初用来贷款抵押的15公顷地皮，那时候也变得不值钱了，给政府拿去拍卖，才拍了600万美金，不到他贷款额的二十分之一，完全不够还本。但是我的银行却要连本带息还给存款人，有的企业借钱，是我们担保的，结果他跑掉了，那些账也要压在我们头上……哇嘟，你看日子多么难过！”
白德明在其大松集团大厦楼上向下眺望。他一手缔造了这艘企业大船，但身为风雨一肩挑的掌舵人，经常也难免有高处不胜寒之感。
客观地说：大松之所以遭遇如此困境，一方面固然是金融风暴大环境造成的。整个国家的经济已基本崩溃了，一个私人企业集团如何躲得过去？“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但另一方面，与其银行高管经理人的失误也不无关系。对此，白德明颇为恼火，甚至失望，但银行翻船已是大势所趋，任何人都无能为力。
重整旗鼓柳暗花明
1998年5月，苏哈多总统的继任者哈比比上台后，组建了“建设改革内阁”继续进行金融改革和银行清理工作。
资料显示：
经过前后三次对银行业的清理整顿，被印尼政府清理的银行一共 84 家，占全国239 家银行的35.14%。这 84 家银行，属于华人大企业集团创建并控股经营的银行有29 家。其中包括最著名的华人企业集团所属的银行，如林绍良三林集团的“中亚银行”；饶耀武集团的“印尼金融银行”；黄奕聪金光集团的“印尼国际银行”；陈子兴哈拉班集团的“恒荣银行”及“库纳银行”；彭云鹏巴里多太平洋集团与林运豪纳班集团拥有的“安特罗梅达银行”；林德祥佳通集团的“印尼国民贸易银行”；还有郑建盛的银行等等。
白德明的“大松银行”也在其中。
清盘结束，华人大财团差不多都欠下巨额债务。政府宣布，将这些大财团旗下的部分资产，交由“全国银行业健全局”接管，然后转售抵债。
重压之下，这些昔日著名的大富翁们，有许多一夜之间变成了“负翁”，有人无法面对严峻的事实，只好选择“三十六计走”——远离印尼，一走了之。比如哈拉班集团主席、福清人陈子兴先生便逃到澳洲，直至客死他乡。也有人因涉嫌违法被司法机关扣留或逮捕坐牢，比如佳通集团老板、兴化人林德祥，2001年4月就被印尼总检察署下令拘留了20天。还有一个苏哈多时代当过贸工部长的华人大亨郑建盛，则于2001年被判两年监禁。
大松集团下属部分公司的几位股东合伙人，也经受不住压力，纷纷跑掉了。那些天，身为大股东的白德明，尽管也被突如其来的危机搞得寝食难安，心力交瘁，但是以他的个性和一生视若生命的诚信原则，从未想到过要怎样逃避：“我还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独自应付，扛起责任。”
——他一手创办，并经营多年的大松银行连同全国各地89间分行，统统被政府接管，全部股权随之易主。他与韩国合办的韩一大松银行，以及与台湾合资的中信大松银行也都被迫退出股本，用来偿还政府债务。
——他作为主要股东，在雅加达老城区耗费2800万美金投资的那座“巴达非亚”五星级酒店（加上利息大约3500万美元），被政府拿去拍卖，只拍了700万美元便落入他人之手。
此外，还有他当年在各地买下的数以百公顷地皮，也都政府拿去收归国有。
如此庞大的财产，说没有就没有了，数十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心疼、难过、郁闷、一夜一夜睡不着觉，真可谓百感交集，度日如年。
“最严重时，我集团总部的这座21层大厦也被封存，差点保不住叫政府拿去了。我本来在七楼办公，但是当时被封存了不可以上去，我只好到四楼，我的一个煤炭公司的经理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对他说：哎，你把房间让给我来先用一下，什么时候大厦上面可以用了，再还给你。哎哟！那个经理房间小小的，我也不管，有个地方能办公就行。幸亏我的大厦当初不是以大松银行名义投资兴建的，所以银行欠债不能没收它，后来政府解除了封存，物归原主，不然这幢大楼也会被拍卖给别人，中国银行也无缘在这里开办分行了。”
2014年本文作者与白德明先生在雅加达。
2001年清盘过后，最终结算：白德明的个人资产，除了被政府收去拍卖的那部分以外，还欠了3亿5千万美元。他向银行业健全局的官员承诺说：“很多人都知道，一向以来，我的信誉和运气还不错。这3亿5千万的钱，我会连本带息慢慢还给政府，应该不会超过10年时间。”
这期间，有件事情值得一提：金融风暴前夕，他曾答应捐款100万元，以父亲的名字命名，给老家安溪龙门中学建一幢“白玉健综合大楼”。危机发生后，综合楼已破工动工，白德明当时正面对破产的压力，但是依然写信叮嘱家乡领导“按原计划进行”，他答应捐赠的100万也一分不少地寄回学校，综合楼如期建成。
企业背负3亿5千万美元的债务，这一年白德明已经68岁，年华老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朋友们也为他捏了一把汗：事到如今，他还能再战江湖，卷土重来吗？
一晃，又是10年过去了。
有道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首先是经受了金融危机巨大阵痛的印度尼西亚，走出了经济失败的阴影。早在2004年便有国际传媒敏锐地看到这一点，并报道说：
1997年金融危机使印尼这只原本生气勃勃的“亚洲小虎”在顷刻间成了一只“病猫”。此后几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60亿美元的援助下，印尼政府按照IMF的要求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国家经济逐渐恢复了元气。
曾几何时面临严峻挑战的那些华商巨头们，经过一番挣扎，也大多成功摆脱了危机，企业经营重现活力。
比如：林绍良的三林集团，在其三公子林逢生（安东尼）率领下，在失去了中亚BCA银行的股权与经营权之后，积极调整战略，注重发展在新加坡、香港和中国大陆等地的投资，产业逐步扩展到能源、农业、通讯等领域，再次取得骄人的成绩。此外，黄奕聪的金光集团、李文正的力宝集团，还有彭云鹏的巴里多太平洋集团，在基本上退出了银行业以后，均实施突围，走过寒冬，浴火重生。
当年与上述大企业家并肩奋斗、交往甚密的白德明，在此期间亦东山再起。他的集团一边坚持经营，一边重整旗鼓，凭借多年积累的人脉和声望，找他合作的国内外企业人士仍是络绎不绝：“银行虽然没有了，我又搞了很多别的项目，大部分都做起来了。”白德明再度发展了仓储、锡矿、酒店、房地产等行业，并按照此前对政府的承诺，逐渐还帐，不断降低企业负责率。
2010年12月21日，白德明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欠下的3亿5千万美金，终于在10年之内全部还清。年愈古稀的他，驾驶着大松集团这艘大船，绕过激流险滩，穿越峡谷瓶颈，小心翼翼，百折不挠，终于又回到风平浪静的航道上。
2012年，印尼安溪同乡会成立时举办宴会，坐在白德明身边的是其好友、印尼前驻中国大使坤达拉先生。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
2016年12月31日，白德明在雅加达Pondon Indah, Puri Indah医院阖然长逝，享年84岁。
在此之前，他生前至为佩服的良师益友、印尼最著名的银行业巨头林紹良已于2012年6月去世。白先生的另一位朋友——印尼第二大华人企业家、苏玛银行创始人谢建隆（威廉·苏尔维查雅）比林紹良更早去世，还有许多知名大佬，也都相继退出历史舞台。
当年“红顶商人”们（此处专指那些与政府高层关系密切，能够影响政府政策的企业界人士）最大的后台——强人独裁者贪腐总统苏哈托，亦在被迫下台十年后于87岁黯然离世。世上对任何人唯一公正的，就是无情的时间。
国画肖像白德明。
曾经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的这辈人，即使尚未凋谢，也都已进入风烛残年。
这期间，印尼在经济危机和混乱无序的阵痛中实现了民主转型。后来的民选总统虽然也大多精明能干，却不再握有一言九鼎的权威，届满走人，无法恋栈。官商勾结的顽疾依然存在，但在媒体舆论众目睽睽的监督下，已不似过去那样肆无忌惮。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样，而是在历史滚滚无尽的潮流中，从前那个威权主义盛行的时代就此终结，一去不复返了。
（文章出自： 丁剑印尼纪事 微信公众号 丁剑,资深媒体人、传记作家，长期旅居印尼，专注记述并解读千岛之国与华人有关的历史事件、社会精英、风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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